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必须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在暨南园，有这样一位老师，深耕于中国文化史籍研究领域20余载，沉潜历史深处，默默坚守，传承文脉；在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同时，重返历史现场，超越空间限制，突破古今隔阂，同情并理解古人的文化精神，真正致力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他，便是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王京州老师。

（王京州教授）

一、初心如磐：涵养读书治学“愿力”，成就不懈奋进之路

 “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中学时代的王京州，在日记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这句话。

知识渊博，是从外到内的汲取；对社会有用，是自内向外的回报。少年时代的梦想成为王京州立身行事的初心，一路走来，他以实际行动不负少年鸿鹄志，现已成为中古文学典籍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王京州看来，自己仍腹笥贫俭，距离学识渊博还差得远，需要以此初心不断鞭策自己努力读书，活到老学到老。

北京大学廖可斌先生在《读书三力》的演讲中所讲到的第一力是“愿力”。“愿力”也可称作“信力”“意志力”，它是读书治学的基础，决定了读书治学成就之有无。王京州认为，“三力”这一箴言具有普遍意义，不止适用于读书求学阶段，“在一位学者的一生中，时刻都会面临‘愿力’持续的问题。”

王京州的读书治学之路并不是一条坦途，但他却有着坚定的“愿力”。高考成绩不理想，他便毅然选择了二战，最终考取四川大学。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资出众的人，本硕期间表现出色的同学大有人在，但他们大多在毕业后离开了学术领域，而他选择了潜心治学并坚守于此，“学术道路注定是寂寞的，只有少数人才能走得更远”。

 “远徙的初衷，是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王京州回到家乡的小城，在一个学院图书馆里任职。他坦言，这一年他的精神是异常苦闷的，“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自己拖拽着、撕扯着，陷进世俗庸常的车轮”。但他没有听任它的摆布，而是通过近乎疯狂的阅读和学习与之对抗，最终成功考取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苦闷与荆棘的背后，是鲜花与硕果的回报。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就职期间，王京州成功获评教授头衔，他幽默地笑称自己本可以就此“躺平”，但他并没有被舒适圈的诱惑阻拦脚步，奋斗不息的“愿力”再次推动着他接受更大的挑战——离开家乡，前往广州，成为暨南园的一员。

（在第一文科楼前）

二、潜心治学：深耕中国古典文献学，结缘类书研究

 “中古文学典籍是不朽的，对当代文化精神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价值。”

王京州曾系统整理齐梁时代陶弘景的文集以及明人张燮对于汉魏六朝七十二名家作品的评论集。陶弘景是一位在宗教、科技、中医、文学、书法等领域均有创获和贡献的名家，他在政治上激流勇退，退隐山林，却并未忘情于人世，仍然指点江山，人称“山中宰相”。此外，王京州还涉猎过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庾信等人的诗文集，他们至情至性，疾恶如仇，风骨刚健，然而却不得不与世沉浮，在现实中不得志，转而寄情于文学。

（部分著作再版图影）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然而由于时代久远，战乱频仍，大部分作家的文集都亡佚了。”明人张燮肆力于整理汉魏六朝作家文集，并对这些作家的为人为文分别作了凝练的评价。在研读和整理张燮题辞的过程中，王京州对汉魏六朝文学和那个时代的心灵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熏陶、建构了自身心灵。

提及与类书研究结缘的契机，王京州谈到他在四川大学读书时，曾有幸追随著名的龙学大家杨明照先生，担任杨先生晚年的资料助手。杨先生曾让他抄录《彭氏类编杂说》中引用《文心雕龙》的资料，并指导他撰写过一篇介绍《彭氏类编杂说》的短文。“这篇稚嫩的文字后来发表在《成都大学学报》上，这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与学术有关的文章。”

《彭氏类编杂说》恰好是一部类书，一部明人私编的类书。类书号称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其实也是古代辞书的独特形式，是供古人查检文献资料的渊薮，可以视为中国古人的搜索引擎。由于保存了大量后世失传的文献资料，类书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文献价值。在王京州看来，“即使在进入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类书的文献价值并未削弱，尤其是对古典学术研究来说。”

在罗国威先生的指点下，王京州的硕士毕业论文以整理《陶弘景集》为题。由于陶弘景的作品已经散佚了，而类书中保留了一些残圭断璧，所以经常要使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进行辑佚，王京州也由此对类书的价值产生了更深切的理解。

后来，他与同事一起参与了当代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这一部超级类书的编纂。在种种机缘际会之下，王京州更加关注《北堂书钞》《初学记》等著名类书，内心想要整理研究类书的愿望愈发强烈，由此成就了他以类书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重大项目的契机。

（线上主持古籍研究青年论坛）

三、薪火相继：赓续前人学脉，唤起精神共鸣

漫漫求学路，悠悠恩师情。

王京州本硕和博士阶段分别就读于四川大学和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对王京州产生影响的人和事有很多，其中影响最大是四川大学的罗国威老师。“罗老师一直以来的激励和爱护，是我学术道路上永远的灯塔。”

此外还有许多恩师都在王京州的求学之路上产生深刻影响，如四川大学的杨明照先生、南京大学的程章灿老师和巩本栋老师、北京大学的廖可斌老师等。“这些学者都来自南方，加之我现在寄寓岭南，可以说我虽然是北人，但流淌的一直是南方的学脉。”

当王京州博士毕业，回到河北故土后，他作为北人的根性又被激活，内心质朴的乡梓情怀指引着他寻找现代学术史上的河北学者。

他通过编校年谱的方式，细数那一代学人的生命年轮，发掘他们的学术精神，品读他们独特的学术历程，形成了《北望青山》中的“读年谱”文章系列。这既是向那一代学人致敬，同时也将他们的精神内化为自己学术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琴弦都曾引起我的共鸣，他们的坚守也是我的坚守，欲罢不能；他们的块垒也是我的块垒，不吐不快。”

《北望青山》重点写到的近三十位学人，均已作古，但他们奋斗的足迹并未消失，他们的精神仍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和激励着王京州。

当分析顾随先生所面临的三次重要人生抉择时，王京州自己也正面临着人生中的重大选择，即是否南下；胡如雷先生在命运拨弄与时代影响之下，不得已而身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学术氛围的环境，但他仍不放弃，寻求突围，这让有着相似工作经历的王京州感同身受；夏传才先生在退休年岁才开启学术生命，仍取得辉煌成就，虽卧病在床但精神极为健硕，对前来探望的学生热情、悉心指导，这一形象永远定格在王京州的脑海之中。

（《北望青山》书影）

人文科学精神代代相承。王京州所从事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属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看似有着巨大的鸿沟。但在他看来，无论是探寻一个字的古义，考证一本书的作者和时代，还是尽可能恢复古籍的本来面貌，在求真求实这一点上，古籍整理和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与自然科学胎息相通的。进而来说，自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也应该是相通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科学家的态度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当然也适用于人文学科。

唐代大学者韩愈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黄海章先生和王运熙先生都不约而同地以韩愈此言勉励弟子，吴承学先生也常常把这句话转赠学生们。王京州在捧读吴先生《冰壶秋月》一书时，对这一传统的递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将之视为人文科学精神的薪火赓续。

（在中山图书馆古籍部）

四、任重道远：为后辈立标杆，为时代担使命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久久响彻于王京州的脑海。

从向宗鲁先生到杨明照先生，从杨先生到罗国威老师，再从罗老师到王京州，在校雠学的魅力与学术传统的影响之下，王京州走上了古籍整理事业的道路。在参加广东省首届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大赛时，王京州特别设计了一个教学节段，题为《薪火赓续：向宗鲁、陈垣与校雠学派》，将自己在龙珠体育（中国）官方网站的课堂嵌入到了这一学术史薪火相传的脉络之中，以“传承文献经典，赓续中华文脉”的课程思政理念取得了大赛文科一组第一名的佳绩。

（在课程思政教学大赛上）

在自身受此学术传统感召的基础上，他自觉自发地将其发扬光大，引导着更多的青年学生走上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道路。

依托文学院本科生“国家社科基金助研计划”，王京州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他们在王京州的影响下，对古籍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京州还通过主办古籍研究青年同仁论坛、延请业师罗国威先生来穗讲学等方式，让同学们接受更多的熏染。

（罗老师讲座与弟子合影）

如今，已有多位学子走上了古籍研究的康庄大道，如邹逸轩、李思怡、李露薇等，他们将要或已经暂时离开暨南园，到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知名学府负笈深造。王京州对他们寄语道：“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是寂寞的，但却是有意义的，值得我们为之不懈坚守。”

谈及使命，王京州可谓重任在肩。在他看来，作为一名教师，他的使命是教好书，让学生真正获益，“传道、授业和解惑，这是为人师的职责，每一项要完成得好都极为不易。”而作为一名学者，他的使命是通过古籍深度整理的方式，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方面，有太多的计划等待完成。”在教师和学者的使命之外，王京州还任文学院副院长，分管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担负着文史人才培养和规划的责任，这一方面同样任重而道远”。